一、加强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健全治理机制
1.民事直说“1234”工作法(甘肃省陇南市)
2. “四个融入”为现代江村“夯基垒台”(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
3.“联村共治、法润乡风”走出乡村治理“寻乌经验”(江西省赣州市寻乌县)
4.党建引领“六联”并进 打造乡村治理山区样板(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咸丰县)
5.“小法庭”融入“大治理”(广东省茂名市信宜市)
6.党建引领“十户长” 激发治理新动能(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久治县)
7.“乌伦古经验”开创边疆区域依法治理新局面(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福海县)
8.“红色代办”打造群众满意“最好一公里”(江苏省淮安市涟水县岔庙镇洪滨村)
二、聚焦网格化管理、精细化服务、信息化支撑,完善基层治理平台
1.推行党建统领乡村“院落微治理” 打通治理“最后一百米”(重庆市)
2.依托“微网格”探索精细化治理新模式(北京市平谷区)
3.硬件软件两手抓 探索民族地区乡村治理新路径(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
4.“平安e格”数字赋能乡村治理(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
5.以“屋场”为单元激发基层治理效能(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
6.以“党建+网格化+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广西壮族自治区贵港市覃塘区)
7.“六微”同创文明生活新风尚(云南省临沧市临翔区)
8.全要素赋能“微格治理”(上海市金山区金山卫镇)
三、创新务实管用乡村治理方式,提升治理效能
1.“积”起治理千重浪 “分”享乡村和与美(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
2.创新“三事分议”议事协商机制 打造“枫桥式”基层治理新模式(浙江省绍兴市诸暨市)
3.以“三信一体”构建“三共贯通”乡村治理新格局(山东省聊城市东昌府区)
4.以“智”促“治” 以数字化提升乡村治理效能(湖北省黄石市大冶市)
5.挖掘“铺仔”潜力 提升治理效能(广东省湛江市坡头区)
6.“一杯茶”七步调解工作法(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临涣镇)
7.有事“漕”我说 事事“河”为贵(山东省济宁市兖州区漕河镇)
8.能量家园 激活基层治理“她力量”(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梅田镇龙村瑶族村)
四、着力解决乡村治理突出问题,促进治理有效
1.联调联动解难题 多元化解促平安(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甘南县)
2.婚丧宴请“瘦身菜单” 减出乡村善治新风尚(浙江省嘉兴市桐乡市)
3.“微家训”润心田促乡风文明(江西省上饶市婺源县)
4.借“以巡促治”东风 谱乡村治理新篇(河南省安阳市林州市)
5.以共同缔造为抓手 全面构建乡村治理大格局(湖北省宜昌市枝江市)
6.全链条推动“多元化解”机制走深走实(甘肃省武威市凉州区)
7.创建“服务型”治理模式 创新易地搬迁社区治理路径(河北省张家口市尚义县南壕堑镇惠民苑社区)
8.探索邻里互助居家养老新路径 村建“长者食堂”破解“老龄村”治理难题(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高台镇诸葛村)
转自:http://www.shsys.moa.gov.cn/gzdt/202312/t20231222_6443370.htm
附:第四批名单
31个!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正式发布
2022年
日前,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联合发布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这批案例共有31个,分为“强化党组织领导,推动‘三治'融合”“加强县乡村联动,促进治理资源下沉”“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解决突出问题,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4个部分。这些案例实用性、操作性、可借鉴性强,涉及省级、地市、县区、乡镇、村等不同层次,覆盖全国不同区域,具有很好的代表性,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乡村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在“强化党组织领导,推动‘三治'融合”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山西省晋中市,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南通市如东县,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卧龙村等7个案例,坚持以党建为引领,通过“一村一年一事”、村民网格化治理、党群议事小组议事、“湾村明白人”参与治理和积分制、清单制等方式,探索“三治”结合的载体、平台、途径。
在“加强县乡村联动,促进治理资源下沉”部分,浙江省衢州市、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通挽镇等7个案例,通过整合多方力量、构建互联互通治理网、推动资源下沉等方式,推动县乡村联动,形成共抓治理合力。
在“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部分,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宁波市象山县,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沙口集乡,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等8个案例,适应时代发展、紧贴治理实践,探索数字化赋能乡村治理新方式,更好满足农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在“解决突出问题,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部分,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湖北省仙桃市、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等9个案例,聚焦红白喜事大操大办等难点问题、易地扶贫搬迁安置区等重点区域,健全组织体系、创新治理机制、找准切入口,推动乡村治理重心下沉和为民服务不断延伸。
据了解,2019年以来,中央农办、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已连续三年向社会推介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出了积分制、清单制、村民说事等经验做法,引领带动全国乡村治理工作。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国家乡村振兴局将持续开展乡村治理典型案例推介,成熟一批、推介一批,用体现乡村治理规律、契合不同实际乡村需要的具体做法,引领各地乡村治理实践,为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探索新路径。
第四批全国乡村治理典型案例名单
一、强化党组织领导,推动“三治”融合
1.开展“一村一年一事”行动 扎实推进乡村善治(宁夏回族自治区)
2.“六抓六治”全面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山西省晋中市)
3.从“大管家”到“大家管” “五个一”推动百村共治(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4.“融合党建”引领乡村治理(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
5.用好“湾村明白人” 管好湾村那些事(湖南省衡阳市耒阳市)
6.以“科技+积分”提升乡村治理水平(上海市浦东新区航头镇)
7.党群议事小组议出美好乡村(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新铺镇卧龙村)
二、加强县乡村联动,促进治理资源下沉
1.“县乡一体、条抓块统”提升治理效能(浙江省衢州市)
2.驻村“尖刀班”联动发力 激活乡村治理新动能(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
3.创新“街乡共治”模式 推动城乡融合治理(浙江省丽水市云和县)
4.推广“一网三联五清单” 乡村治理实现精细化(山东省济宁市嘉祥县)
5.创新“五联三通”治理模式 “一张网”稳定省际“一条线”(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
6.创设乡村法治服务中心 探索矛盾纠纷调处机制(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
7.建立“五事共治”机制 打开乡村治理新局面(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武宣县通挽镇)
三、强化数字赋能,提升现代化治理水平
1.打造“巨好办”服务平台 构建乡村治理新格局(河北省邢台市巨鹿县)
2.创建数字化治理平台 实现权力阳光下运行(江苏省盐城市东台市)
3.“建村钉”敞开乡村数字治理大门(浙江省杭州市建德市)
4.搭建线上“村民说事” 畅通群众议事协商渠道(浙江省宁波市象山县)
5.推进农村集体产权数字化管理 夯实乡村治理基础(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
6.创新服务“小程序” 助力乡村“大治理”(河北省邯郸市魏县沙口集乡)
7.构建四种机制 走好乡村治理“数字路”(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花田乡)
8.“智慧治理”打通乡村振兴之路(福建省泉州市南安市梅山镇灯光村)
四、解决突出问题,强化重点群体和区域治理
1.白事“一碗菜” 助推乡村善治(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
2.整治人情歪风 树立文明新风(湖北省仙桃市)
3.建立“五基”机制 开展“六自”互助(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区)
4.创新“三站四会五家”治理模式 写好易地扶贫搬迁“后半篇”文章(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天等县)
5.“车不过十,礼不过百” 创新红白理事会助推乡村治理(贵州省遵义市湄潭县)
6.找准治理“短板” 提升治理手段信息化水平(上海市青浦区重固镇)
7.办理群众“微心愿” 构建社会“大和谐”(甘肃省陇南市康县迷坝乡)
8.弘扬耕读文化 推进乡村治理(天津市静海区陈官屯镇吕官屯村)
9.“135+让一步”夯实乡村治理基础(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城川镇黄海子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