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和人口学博士学位,中级社会工作师,通过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多年,担任多家机构理事和高级督导。
很高兴受邀参与立德智库组织的研讨会,我们本次交流的主题是“疫情对社工机构的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我从以下四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一、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阶段来说,现在进入到调整阶段。
从社工学界来说,学界对社工行政化、社工偏离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工服务的碎片化批评很多。
从社工实务界来说,随着政府对购买服务要求日趋严格,社工服务效果难以显现,因为社工更多是心理层面,需要长期服务效果,短期难以体现。就我自身经历而言,2008年深圳产生第一家社工机构,我2010年来北京,在北京市第一家注册的社工机构:助人社工事务所做实务工作,亲身经历了社工机构这十年的发展,见证了社工机构的蓬勃生命力,由几家到几万家,人才队伍数百万人,但是依旧面临着服务水平难以提高的怪圈,政府要求高,项目周期短,重复性进行低水平服务,难以总结提升,长期以来,造成了对行业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疫情对社工的提示是社会工作要下沉社区。
习总在2.23讲话,提到社会工作者、义工和志愿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下沉社区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周边也可以看到,疫情期间小区门口都是社区工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一线,社会工作也需要下沉到社区一线,不要觉得社会工作者比社区工作者专业性要高。
三、与社区工作融合,要先融合、后超越。
社会工作服务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社区工作者做的好,政府就没有必要购买服务,如果社会工作做的好,政府会给社会工作更多的权利,有为才有位。但是目前社会工作者应该与社区工作融合,在融合当中把自身价值发挥出来。
四、社会工作分工或分科的问题
专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欧美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是一支主要的社会工作力量,中美社会工作合作社专门介绍过这一点。而目前我国分工主要是和政治相关,如党务社会工作、国学社会工作等等,但是在政府忽视的地方,社工也要有专业分科,当然社会工作分工还有一些路要走,分工越细,代表社会工作发展越高。社工要有所坚守,一旦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能用上,就能凸显社工的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