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博士：先后毕业于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获得社会工作硕士和人口学博士学位，中级社会工作师，通过高级社会工作师考试。从事社会工作研究和实务多年，担任多家机构理事和高级督导。

很高兴受邀参与立德智库组织的研讨会，我们本次交流的主题是“疫情对社工机构的挑战转化为发展机遇”，我从以下四个方面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一、从我国社会工作发展阶段来说，现在进入到调整阶段。

从社工学界来说，学界对社工行政化、社工偏离社会工作的价值观、社工服务的碎片化批评很多。

从社工实务界来说，随着政府对购买服务要求日趋严格，社工服务效果难以显现，因为社工更多是心理层面，需要长期服务效果，短期难以体现。就我自身经历而言，2008年深圳产生第一家社工机构，我2010年来北京，在北京市第一家注册的社工机构：助人社工事务所做实务工作，亲身经历了社工机构这十年的发展，见证了社工机构的蓬勃生命力，由几家到几万家，人才队伍数百万人，但是依旧面临着服务水平难以提高的怪圈，政府要求高，项目周期短，重复性进行低水平服务，难以总结提升，长期以来，造成了对行业一定的负面影响。

二、疫情对社工的提示是社会工作要下沉社区。

习总在2.23讲话，提到社会工作者、义工和志愿者，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下沉社区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周边也可以看到，疫情期间小区门口都是社区工作者，他们才是真正的第一线，社会工作也需要下沉到社区一线，不要觉得社会工作者比社区工作者专业性要高。

三、与社区工作融合，要先融合、后超越。

社会工作服务是一个大市场，如果社区工作者做的好，政府就没有必要购买服务，如果社会工作做的好，政府会给社会工作更多的权利，有为才有位。但是目前社会工作者应该与社区工作融合，在融合当中把自身价值发挥出来。

四、社会工作分工或分科的问题

专业分工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在欧美公共卫生社会工作是一支主要的社会工作力量，中美社会工作合作社专门介绍过这一点。而目前我国分工主要是和政治相关，如党务社会工作、国学社会工作等等，但是在政府忽视的地方，社工也要有专业分科，当然社会工作分工还有一些路要走，分工越细，代表社会工作发展越高。社工要有所坚守，一旦某件事情发生，如果能用上，就能凸显社工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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