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克是弗洛伊德的得意门生，兰克在年轻时就特别受到弗洛伊德的器重，正是在弗洛伊德的资助下完成了大学的学业，21岁时成为弗洛伊德学术沙龙的组织秘书，有机会与当时欧洲顶尖的精神分析大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在兰克的心里，弗洛伊德既是一位恩师，又是一位慈父。

不过，与其他的弗洛伊德追随者不同，兰克并没有接受过任何正规的医学训练，因而喜欢从人文角度观察个人人格的成长和变化。兰克发现，个人成长改变的动力来源于在生活经验中积累起来的个人意愿，它同孩子出生后与母亲分离的经验以及由此产生的焦虑和担心直接关联，并不是自己的老师弗洛伊德所说的无意识。因为坚持自己的观点，兰克与弗洛伊德的冲突变得越来越剧烈，也越来越频繁。无奈之下，1926年，兰克来到与弗洛伊德初次见面的咖啡馆向他的恩师做了最后的告别，之后他离开了当时令人向往的精神分析之都——维也纳，辞去精神分析学会的所有职务，只身到巴黎和美国寻找工作机会。

因为失去了弗洛伊德的支持，兰克从精神分析大师一下子变成了"叛逆者",不仅在巴黎无法生存，就是到了美国，也遭到前所未有的冷遇，没有了之前的鲜花和赞誉，而且之前签订的工作合同也纷纷撤销，最后只剩下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签订的这一项工作合同。1930年，兰克被彻底取消从事精神分析的资格，甚至之前接受过他督导的精神分析师也需要重新接受“正统"的督导；否则，他们也会像他一样失去从业的资格。失去了工作机会的兰克在越演越烈的攻击、谩骂和排挤面前，选择了沉默，并不得不暂时逃离美国回到巴黎，其间，他从没有停止过自己的思考和创作，想找到生活改变的"真相是什么"。

在兰克身陷困境时，作为跟随者的塔夫脱并没有因此放弃对他的支持，她与当时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院长助理弗吉尼亚·罗宾森(Virginia Robinson)一起整理兰克的想法和观点，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创建做准备。

随着与兰克交往的加深，塔夫脱和罗宾森发现，兰克的个人意愿理论与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精神分析理论存在天壤之别，除了关注个人自我(不是无意识)在当下的成长改变要求之外，还特别注重对特定环境中反向意愿社会因素(不是心理结构)的分析。这意味着，一旦选择兰克的理论作为社会工作实践的基础，就会与强调精神分析的主流形成对抗，危及学校的学术位置以及老师和学生的成长空间。

直到这个时候，塔夫脱和罗宾森才意识到、对兰克理论的选择已经远远不是建构社会工作理论那么简单、而是与学院全体师生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在经历了内心痛苦的挣扎之后、她们找到了当时社会工作学院的负责人肯尼斯·普雷(Kenneth Pray)商量此事该怎么办。普雷学的是政治学，当过新闻记者、也负责过社区组织方面的工作，他坚信需要首先从社会角度，而不是心理角度，解释个人在现实生活中面临的问题。在普雷的全力支持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拉起了以个人意愿为改变核心的功能理论旗帜，走上从社会角度考察个人行为的艰难探索之路。

关注个人在与当下环境交流中的改变意愿以及反向意愿，这就是功能理论的核心。这样，人的成长改变永远是在特定环境中的，既受环境的影响，又影响着环境，表现为个人的改变意愿与反向意愿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的儿童心理学专家杰西·塔夫脱(Jessie Taft),她在20世纪20年代初参加了美国亚特兰大举办的一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听到了德国精神分析学家奥托·兰克(Otto Rank)的一场精彩演讲，为兰克倡导的从个人意愿(individual will)出发的心理治疗理论所折服。于是，在她的引荐下，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工作学院与兰克签订了一项工作合同，决定引入兰克的心理治疗理论作为社会工作的理论基础。

摘自：《日常生活中的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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